梅新育：跨国公司如何处理东道国社会责任

　　由于经验相对丰富，已知的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成功案例较多来自外资跨国公司，他们的成败得失可以为正在大规模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提供借鉴。

　　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经营中无法回避的热门主题，为了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应当如何作为？在这方面，我国众多内资和外资企业已经通过他们的实践给世人提供了一批成功和失败的案例。纵览他们的成败得失，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要点，并进而引申出一些新的问题：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策略若要成功，首要前提条件，在微观层次上应当是企业经营策略成功，在宏观层次上应当是东道国宏观经济稳定性成功。因为任何企业践行社会责任都是要付出一定成本的。

　　其次，对于企业而言，生产经营之外的慈善捐赠之类固然也很重要，但最有公信力的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是与自身生产经营紧密相结合的方式。一家血汗工厂，一家肆无忌惮污染环境造成重大环境破坏的企业，无论捐赠多少都只能被公众视之为伪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变迁，企业特别是在华外资跨国公司在自身生产经营中践行社会责任的重心也需要相应调整。倘若仔细探究，不难看到，当前不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功案例都包含较多绿色生产的内容，这个特点与当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相称的，因为目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最突出的特征还是“世界工厂”，有鉴于此，现在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跨国公司，要在中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就需要更多地强调在绿色生产环节的投入。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快速成长的消费市场，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连年年增长20%左右，即使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期间仍然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扩大内需政策逐步投入实施，又将给中国的消费增添新的增长动力。随着中国国内消费的增长，中国消费市场在世界消费市场当中所占的比重将日趋提高，这样，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跨国公司，要在中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就需要在绿色产品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已指出，决定国民工资的因素包括“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同样，企业的慈善捐赠要达到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起码标准，必须能够满足包括受捐赠者在内人人平等向上的要求。关于这一点，最近知名学者茅于轼的“保障性住房不应带厕所论”引起的广泛强烈的反感就是一个负面典型。我认为，这种言论之所以令人厌恶，关键在于这种主张剥夺了低收入者的人格尊严。

　　第四，某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成功案例表明我国政府在某些方面未能充分履行应尽职责，有待改进。比如，安利公司关爱城市流动儿童的“阳光计划”，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发起的“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这些确实是企业的行善之举，值得嘉奖；但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儿童教育和营养需要高度依赖企业的慈善行为，那么是否表明政府公共财政在教育上、在我们下一代基本健康方面投入太少？我们的政府公共财政是不是推卸责任太多了？面对这一类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成功案例，政府不仅需要嘉奖企业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更需要反躬自省，改善财政投入结构，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第五，某些跨国公司践行社会责任的成功案例表明在这个领域需要开展跨国合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践行社会责任最理想的状况是同时有利于母国和东道国，因为这样就能同时在母国和东道国收获支持。

　　举例说明，长江下游是中国经济的精华之区，上游保护森林、防止水土流失能够让下游更好地从事经济开发，但是长江上游的居民如果要让下游充分享受这种收益，他们就不能通过砍伐森林直接获取收益，等于是让上游居民承担保护环境的成本，下游居民享受环保收益，收益与成本不对称，不利于强化环保意识和行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激励相关地区加强环保，1990年代以来，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国内转移支付，即由流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缴纳较多税收，其中一部分用于补贴上游地区，用于保护环境。同样的转移支付机制应当也可以用于跨国环境问题，从而实现跨国界的环境保护收益和成本的对称，实现国际公平。